布鲁克斯小说处女作《奇迹之年》出中文版

　　本报讯（记者曹雪萍）昨日，凭小说《马奇》获得2006美国普利策小说奖的澳裔女作家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Brooks），与另一位澳大利亚女作家梅利娜·马尔凯塔（MelinaMarchetta）分别带着她们的代表作《奇迹之年》与《少女寻父》中文版来到西单图书大厦签售，并与毕淑敏等四位中国女作家交流了女性写作等话题。

　　人文社已购得《马奇》版权

　　布鲁克斯在澳大利亚长大，曾先后在《悉尼先驱晨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担任资深记者，长期对巴以和平进程等国际热点进行采访和报道，她将记者职业看作自己“创作的图书馆”。

　　《奇迹之年》是布鲁克斯的第一部小说，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写成，讲述的是1666年一个村庄暴发瘟疫，村民自觉地与他人隔离的故事。她的第二部小说《马奇》（March）荣获了2006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小说根据奥尔科特1868年的小说《小妇人》的故事写成，从中抽出那个最后才露面的父亲马奇，展开情节，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写马奇在南方种植园中的经历。至于获奖理由，布鲁克斯认为澳裔身份带给她独立的视角是个优势。据悉该小说的版权现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购得。目前她正在创作自己的第三部小说。

　　《少女寻父》与《喜福会》主题相似

　　另一位澳大利亚女作家梅利娜·马尔凯塔居住在悉尼，曾在银行和旅行社工作，现在圣玛利亚天主教学校教书。其成名作《少女寻父》（LookingforAlibrandi）以一个17岁少女的心理成长过程，生动地勾勒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所特有的多元文化背景，尤其是祖孙三代女性对生活不同的理解。马尔凯塔说这部小说和谭恩美《喜福会》的主题有相似之处。她的第二部小说《拯救弗朗切斯卡》（SavingFrancesca）最近也刚刚出版；目前她正在创作自己的第三部小说。

　　“澳文坛已经没有性别之争”

　　布鲁克斯与马尔凯塔的这两部作品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国内专家认为，她们的作品代表了异军突起的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高层次水平。昨日下午，两位女作家来到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编辑部，与叶广苓、毕淑敏、马丽华、徐坤四位中国女作家进行了交流。布鲁克斯说，过去澳大利亚有两位著名女作家以男性名字作为笔名，但现在已经没有话语权和性别之争了。

　　交流之后，布鲁克斯带着《奇迹之年》，马尔凯塔带着《少女寻父》的中文版在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签售活动。

　　■对话

　　布鲁克斯：《奇迹之年》结尾比《鼠疫》明亮

          _{布鲁克斯（上图）长得有些像“精灵”，内心却有着牺牲精神。她说如果生在《奇迹之年》（左图）中的瘟疫村，“会为集体尽力，哪怕牺牲自己”。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一块路牌引出一个“奇迹”

　　新京报：你做过11年的驻外记者，对当前国际时政十分敏感，第一部小说为什么选择了一个17世纪的故事？

　　布鲁克斯：我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出生的澳大利亚是多种族居住的国家，我每天看着大家就觉得自己特幸福，因为我们是没有经过战争和革命的一代。

　　我们没有经历过鼠疫，但艾滋病却困扰着现代人，信心、恐惧、猜忌都是问题，但17世纪的人们更能勇敢面对灾难。我希望能写些关于人心和永恒人性的话题。这本小说的题材恰好应了这一点———灾难之后人性的闪光和暴露。包括这本书出版后不久的9·11事件也证明了这些是永恒不变的。

　　新京报：据说写作这部小说的缘起是因为一块路牌？

　　布鲁克斯：1990年我在加沙、巴格达做记者，整眼望不见绿色，为了找到一抹绿色，我和丈夫开车去英格兰乡间，路过小镇时，一个指往“瘟疫村”的路标吸引了我们，我从村里的博物馆中了解到1666年德比郡———一个以铅矿开采、农耕养殖为业的伊姆村暴发了瘟疫，村民在教区长的号召下，封锁了村庄，自行消化所有的灾难。在长达一年的灾难中，全村被病魔夺去三分之二的人口。

　　新京报：作为记者出身的你为何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纪实文学而是写成了小说？

　　布鲁克斯：此后的几年中，当我在索马里之类的地方报道有关现代悲剧的消息时，我的思绪常常回到伊姆村，我渴望讲这个故事。在儿子出生以后，我彻底不想出去采访了，我返回伊姆村作历史调研，开始写作《奇迹之年》。由于这个村子里的人多不识字，在博物馆里可查到的史料并不多，我查了能查到的一切资料———书籍、戏剧、甚至一部歌剧。幸好我记得美国作家威廉·斯蒂伦曾经写道，历史小说家如果得到的是不充足的事实记录，那么写出的东西才会最好。

　　“我更赞赏面对灾难的积极态度”

　　新京报：对于这段历史中村民自觉地将自己隔绝起来，你并未站在赞同的姿态上给予歌颂，你怎么理解人在绝境中的选择？

　　布鲁克斯：提出此项倡议的教区长用损害集体利益来换取天下赞赏的行为难逃沽名钓誉之嫌。但女主人公安娜和教区长妻子埃莉诺遍寻医书，煎治草药，攻克危机，是我更赞赏的。安娜从懵懂的村姑到迷茫的怨妇，直至最后她皈依科学，放弃了虔诚的宗教信仰，也许是理性的缘故。

　　新京报：《奇迹之年》于2001年出版，就连以苛刻著称的美国《人物》周刊都赞誉：“《奇迹之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奇迹暗示的是理性吗？

　　布鲁克斯：美国诗人约翰·德莱顿形容1666年为奇迹之年，这一年伊姆村暴发了瘟疫，伦敦发生了大火，英荷爆发了战争。在大的背景下，村民的自觉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女主人公安娜冷静面对灾难、积极应对，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新京报：相比加缪的《鼠疫》，《奇迹之年》的魅力在哪里？

　　布鲁克斯：《鼠疫》当然是伟大的作品，不过《奇迹之年》的结尾更明亮一些，安娜在另一片土地上重新开始生活。

　　新京报：如果重回1666年的伊姆村，你会怎么做？

　　布鲁克斯：如果我儿子还活着，我会尽全力保护他，如果我儿子不在人世，我会为集体尽全力哪怕牺牲自己。

　　采写/本报记者 曹雪萍